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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著名旅美作家、好莱坞专业编剧。

严歌苓,著名旅美作家、好莱坞专业编剧。出生于上海。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一九九〇年入赴美留学,获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硕士学位。严歌苓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,先后创作了《少女小渔》《天浴》《扶桑》《人寰》《白蛇》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《第九个寡妇》《小姨多鹤》《寄居者》《赴宴者》等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。同时曾参与《少女小渔》《天浴》《梅兰芳》等著名电影的编剧工作。曾多次获得海内外重要文学奖和电影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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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:我是很会爱的  

2009-11-24 10:59:01|  分类: 访谈录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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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本刊记者 吴虹飞

实习记者 李鹏 发自北京

 

塑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寡妇

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作家,也许你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。

因为她有这些:天赋、才华、机遇和勇气。她还有传奇,白手起家,勤奋刻苦,与失眠作斗争,成为著名作家,美满地嫁了美国外交官,由她编剧的电影《少女小渔》获“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”,与陈冲合作的电影《天浴》获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。“用英文写小说,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的中国作家”,“为好莱坞编剧的中国女人”,“出使非洲的外交官夫人”——像极了一个女性励志故事。你再想想同样是嫁给美国人的张爱玲,她的狭小公寓,她的黯然和萧索,这时候你觉得严歌苓像一部永不停息的发动机,自强不息地唱着生产之歌。

严歌苓:我是很会爱的 - 严歌苓 - 严歌苓《第九个寡妇》

 严歌苓:我是很会爱的 - 严歌苓 - 严歌苓《少女小渔》

 严歌苓:我是很会爱的 - 严歌苓 - 严歌苓《天浴》

 

如果你这么想,严歌苓或许会暗自偷笑。她会耐心回答你的问题,满足你对故事的好奇心。她知道媒体要什么,她就坦然给了什么,可是当你真心讨论她的新作《第九个寡妇》,谈及那个疯疯癫癫,口无遮拦、浑不吝,天真、充满仁爱之心和爱欲的王葡萄,王寡妇时——她也会由衷欣喜起来。是的,严歌苓,一名作家,依然热切希望大家关注她的小说,而不仅仅是她本人。她是多么开心啊!当作品刚刚完成(她用铅笔写作,而不是电脑),她快活似小神仙。她写了一个“中原离奇大案”,童养媳小寡妇王葡萄把在土改中被枪毙的公公偷偷背回了家,藏在红薯窖里20多年,躲过了一场又一场运动,爱过了一个又一个正当年的男人——天哪,离奇、耸人听闻,无非政治风云、男女之事,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,到处充斥着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美吃惊的离奇故事,严歌苓能有什么新意吗?还有人很好笑地问,第九个寡妇?其他的八个呢?再说了,一个寡妇——我们恣肆汪洋的现代文学史上缺过寡妇吗?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怨尤,她太中国;林语堂《红牡丹》里那个完全不守妇道、自由奔放的年轻寡妇,她太西方;当代的男性作家们,苏童、格非、余华、莫言,每个著名作家都写过寡妇(不知为什么,男人们都太容易夭折了),还不止一次,你还会对一个寡妇有什么特别的好奇心吗?但是,严歌苓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,不是。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,那么多的生命力,那么多的无知无觉,苦难、委屈是一方面,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,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,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和声。而且很重要的是,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,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,像蒙昧少女一样天真无知,像地母一样隐忍、迟钝和浑然。当她咀嚼消化了磨难,慢慢老去,你的忧伤也涌上心头。在热闹的故事里,严歌苓悄然完成了对悲剧的塑造。这是一个多么史无前例的文学史的寡妇呢,完全由严歌苓发明创造,独此一家,把一个貌似骇人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,肌理细腻,她才华纵横,幽默感随处可拾,但她并不跳出来宣扬大仁大义、爱或者忧伤。她机警地删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——激情如此充沛,想象力在飞翔,却又如此克制、胸有成竹,卓有成效,她能不沾沾自喜吗?“其实我很有幽默感。”当她干巴巴地“自诩”时,你并不容易感受到,但是——这是真的,至少在作品里她是这样的。

她这样爱惜着她笔下的女性,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到王葡萄,她们都是性感的,卑微又高尚,沉重又轻灵,虽然被践踏,面对丑恶和暴力,依然有着尊严、宽恕和悲天悯人。她这么关照、爱惜着她们。你以为她是女性主义,其实不然。她没有那么咄咄逼人,她没有向男人要求过什么。“她们那种女权主义者很傻的。”“‘我就要和男人一样’,是没有意思的,女人还是要去找老公,还是要去建立家庭。”

她写过一切不合理的,非常态的,边缘的:抢劫犯、同性恋、失眠症患者、移民假婚者、身处异邦的东方名妓。几乎都是危言耸听的故事,最后她都令他们合理化了。她举例子,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,以及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,荒谬绝伦的故事,作家却把感受都变得真切起来。

 

严歌苓不红,天理难容

12岁到西藏当兵,见过大川大河,高原冰峰;经历“文革”,目睹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,20岁的时候当过战地记者,近距离观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,死亡在身边频繁发生,25岁退伍时已经是军旅作家。 对于写作她优越感十足,“因为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还是很少的。不用上班,就在家里写作。”长篇小说《绿血》、《一个女兵的悄悄话》分获10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、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。一切开始顺利起来。直到美国新闻总署邀请她去访问美国,参观当时的美国青年作家创作中心,看到艺术基金会对艺术家的支持,她动了心。

“前几年我还在说,我的理想是能够做一个基金会的‘瘪三’。”在美国,那些专门吃基金会的人叫“瘪三”,每年有个4-5万美金,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,还有100%的自由。“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,不是很理想吗?”

“从美国回来以后拿了一本《美国600所大学》,反复权衡,找到几所学校,我想我可以去考:一个是芝加哥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,还有一个是俄亥俄州的中文系,还有一个是康奈尔中文系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开了一个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,正好我的作品《雌性的草地》当时刚刚出来,我就寄过去了。会议没有开成,但他们对我的书印象很好,后来就把我邀请到美国去了。”

她30岁学英语,从零开始,天天抱着《新概念》,在国内,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也在背单词。在美国的英语强化班学习, GRE成绩才530分。带去的钱已经快花光了,怎么办?她听说在芝加哥、底特律、水牛城有考试,“就豁出去了,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,飞来飞去,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。几乎是奇迹。”也许是因为破釜沉舟,她没有退路,反而勇往直前。

“芝加哥艺术学院给了奖学金,当时最大的挑战,是和美国的同班同学一起写作。”这几乎不可能,但她居然做到了。“当时我们上拉丁文学课,老师是阿根廷人,我们都要被他弄死了,每个课有75页的作业要完成,量非常大。”反正她从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开始失眠,又精力旺盛,老师要求写3页,她会写到6页。军阀主义的老师让同学都受不了,纷纷退课,她没有,硬撑着。她还要付房租,她利用假期,到餐馆去打工,还做过babysitter、老人看护等等。俏丽的中国女侍者,脸庞尖尖,“打一整天的工,晚上回来还跑咖啡馆喝咖啡,和人聊聊,再回到家,吃安眠药睡觉,几个小时后起来,亢奋地进行又一天的活动。”因为超人的勤奋,她成了教授的“宠物”。“我连着两年都是outstanding student。”她一定要这么强势,却说自己是“蔫儿强”。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,苛刻的学院生活,让她脱胎换骨,受益终身。这样强悍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《第九个寡妇》中。

她的前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,也写小说。严歌苓有过长期的失眠,最长的时候竟然失眠30多天。“脑子浑浑噩噩的,看到人也是,‘嗖’一声忽然冲过来的样子。不能见光,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。白天也要拉上窗帘,肌肉一直是抽紧的,很痛。现在一失眠还是浑身痛。更不能和别人讲话,别人说,你又没有睡?我就会马上哭出来,特委屈,好像天下人都抛弃了我一样。”有时李克威醒来,发现她还没有睡着,就给她念二十四史,或好言安慰。她却不忍心,与他分了房间。“我不活,他总要活吧?”

失眠是因为抑郁的痼疾。她的祖父是留美博士、教授和作家,人有些孤高,后来自杀了。“文革”期间,祖母决定烧掉家中的藏书。她趁着烧掉之前飞快地读,竟是读得生离死别。

年少时期有过一场爱情的高烧。15岁爱上军中30岁的军官,他却出卖了她,不肯担当责任。于是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,众矢之的,被批斗,被唾骂。她是美丽、孤高的少女,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。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,知道了人性的大恶。她想过死,却终于活下来。

1989年,夫妻都出了国,严歌苓去了美国,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。“我感到了孤独,一种很决然的孤独,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”果然后来两人离异。

接着是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的出现,两人热恋。严歌苓是来自“共产主义国家”,当过13年兵,美国联邦调查局屡次对她进行盘查,甚至让她接受测谎。美国国务院的劳伦斯原本前途无量,即将被派往他最喜爱的城市罗马。热恋中的人是不顾一切的,他不能容忍对恋人的冒犯,竟然因此辞职。她便嫁了他。1992年,像候鸟一样,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,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。就在那个时候,她创作力旺盛,要写“傲视天下”的小说,“要让所有的委屈都得到安抚”。写就《少女小渔》的剧本,她令人耳目一新。爱情成全了创作,并非她一个人的先例。

关于女人的爱,张爱玲有过叹息,“在尘埃里要开出花来”;诗人翟永明有过歌咏的诗,“我是最好的女人”;而严歌苓则说:“是的,我很会爱,我天性浪漫。”

好几年前,作家麦琪因为读着《白蛇》,惊为天人,她愤愤不平地说:“严歌苓不红,简直天理难容。”“她的作品不是大路货……需假以时日,等候知音。”

如何评述、衡量才华?余秋雨进入福布斯,郭敬明进入福布斯,韩寒在博客上因为骂架大出风头。今年春天,安妮宝贝的《莲花》,号称起印50万,余华的《兄弟》,据说已经发行近百万册,而严歌苓的《第九个寡妇》,只起印了1万册,对比悬殊。

 

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

人物周刊:你在《第九个寡妇》中塑造了王葡萄这个人物,有的评论家从你的文字中读出了“地母”的形象,你自己在创作时是否有这个意识?

严歌苓:我没有这个意识,我不知道我在塑造一个什么形象,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,有肤色,有温度的,立体的形象,越浑圆越好。我不在意别人看到了什么形象,张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,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,但是她是一个独有的人物形象,她一定要和其他女人不一样。

人物周刊:你的小说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,是天生浪漫、精致的人,但是这样的人通常相当脆弱。

严歌苓:是的。所以我会羡慕王葡萄这样的人,她有同样的冲动,但是她不分析,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吧。

人物周刊:小说里,你是否有意提及那些政治事件?

严歌苓:我是有意识,但并非刻意。是想写出历史中颠覆又颠覆的一种状态。我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以后,所讲的动乱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动乱,是思想的动乱,是概念的动乱,我所描述的王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人,她面对任何历史事件都无动于衷,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,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,只是女人“野蛮”的天性发挥了作用,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,都是生命啊,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。她有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,关于天地人伦,但她自己是不能意识到的。

人物周刊:你是怎么准备这部小说的素材的?

严歌苓:我在李准家呆了8年,他们不断在讲这些农村的事情。后来我还采访了李准的夫人,去了玉溪农村,第一次住了一个星期,第二次住了两个星期,听当地的村民介绍情况,他们带着我到各家去串门。我当时扎着个马尾巴在田间跑步锻炼身体。

人物周刊:你在90年代的创作灵感,是否得益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强行切换?

严歌苓:语言环境的变化会使得一个敏感的人变得更敏感。潜台词会一直在心中,一直在涌动,嘴巴表达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内心活动的极其丰富。既然口上说不完,那么心里就会停不下来。那时候,想象力真的在飞翔。

创造是一个极大的苦,极大的乐的事情,只有创作能唤起这种状态,但是这种状态又会对抑郁病影响很大,会很焦虑,没完没了地去想事情。

后来创作都变成了生理需求,一天不创作我都不舒服。

人物周刊:你写的人物会不会都融进了自己的影子?

严歌苓:每个人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,但又不同于我,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,却又比我计较。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,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。我曾经问我老公,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。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:慷慨。我的哲学就是:有钱大家花。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难舍难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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