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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著名旅美作家、好莱坞专业编剧。

严歌苓,著名旅美作家、好莱坞专业编剧。出生于上海。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一九九〇年入赴美留学,获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硕士学位。严歌苓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,先后创作了《少女小渔》《天浴》《扶桑》《人寰》《白蛇》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《第九个寡妇》《小姨多鹤》《寄居者》《赴宴者》等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。同时曾参与《少女小渔》《天浴》《梅兰芳》等著名电影的编剧工作。曾多次获得海内外重要文学奖和电影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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呆下来,活下去  

2009-12-14 20:45:33|  分类: 作品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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呆下来,活下去

文 / 严歌苓

 

  出国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,对另一些作家,却是新生。再说得武断些,死亡的是那些在祖国优越感很强的作家。我认为自己属于后者。

  索尔仁尼琴在被递解出境后,跟那勃可夫两度相约,要一同午餐(或晚餐),却两次都把时间地点弄错而失之交臂。索尔仁尼琴便认为讲讲那勃可夫坏话的时候来了。他说那勃可夫才华是有的,可惜出国太早,以后文学气候不会太大。翻过一个世纪,我们看到同样是出国,对于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,几乎是毁灭(他出国后的作品在我看是失败的),而对于那勃可夫,则是成全。尽管美国给了索尔仁尼琴一切,甚至连他定居在贝尔蒙州小城的善良城民们都为他的写作蹑手蹑足、轻声轻语,一旦闯来一个外地佬,他们会请他驶过索尔仁尼琴庄园时轻声些,他们以一种神圣的口气说:“索尔仁尼琴正在写作。”而索尔仁尼琴多次在演讲上谩骂美国的生活方式。我想这是因为他在美国多年写得心气不顺,拿美国出气罢了。

  有不少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,在获得政治的全面自由之后交出了自己生活的自由,以及感受生活的自由。
 
  另一些作家初看起来不如前一种幸运。首先他们没有各种基金会提供给索尔仁尼琴那类作家的经济保障,离开祖国后,他们只是一名从零起步的普通移民。他们得像安·阮德(流亡美国的前苏联女作家)那样,靠白天做的一份活计来养活夜晚的写作。阮德做过舞台服饰管理,场记、群众演员。詹姆斯·乔伊斯离开爱尔兰之后,在一家公司做过出纳、职员。孟诺韦尔·普韦格(阿根廷作家,代表作《蜘蛛女之吻》)在伦敦的剧院餐馆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洗碗工。那勃可夫境遇好些,任教的都是美国王牌大学,但在《洛丽塔》出版前,也从没有做专业作家的福分。这类作家有个共同点,就是他们在寄居国作为一个普通移民去真切地生活过、经历过,有过和另一个种族,另一个文化磨合时所必然产生的痛苦和快乐。像任何一个白手起家的移民一样,他们有强烈的忧患意识,但不是抽象的、精英式的忧患意识。普通移民的忧患意识是难民式的,那就是:呆下来,活下去。虽然不免有些原始,但它在最大程度上激活了人的生命力。你在故国的社会地位不算数了,你的社会经验积累,也不算数了。你甚至不是成熟的,你要从最幼稚的语言开始表达,要从最基本的生活手段学起;孩子一样悄悄模仿别人向投币洗衣机里投币,观察别人如何在地铁门口刷车卡,留心别人怎样开关千奇百怪的公共厕所水龙头,(美国每个城市根据它的节水政策设计节水设备,因而水龙头和抽水马桶种类之多,常令新移民发怵或窘迫)。在这样的处境中,一个新移民要在几个月内完成正常人十来年的成长,每分钟都有可能经历惊吓、羞窘、颓丧或欣喜若狂。因此,当一个移民独立而自尊地立足于别人的国土时,他对大量事物在短时间内接受的经历给了他内心极度的敏锐和丰富,使他有了一种不靠语言的对于人和事的读解,一种近乎第六感应的对于世界的感知。我把这个“呆下来、活下去”的过程,看成一次再生。对于作家,这个再生是至关重要的。

  我幸运地从再生的痛苦中挺了过来。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,也就是每个人的故事和经历。并且新的留学生不断到达,新的生存兴致不断被激起,新的故事和经历一再打开新的好奇心。

  移民的语言最不纯粹,不夹带大量英文单词,似乎很难讲清只在移民生活中发生的故事。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,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,无论多狰狞,都显出一种奇特的情感价值。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,无论多血腥,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,一种特定环境,有时荒诞,有时却很凄美。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,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,多了些对人性这现象的了解。若没有移民生活给我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,以及英文给我的语言方式,我不可能写出《天浴》《人寰》这类故事。

  在我而立之年,我离开了中国,成了一名大龄留学生。它结束了我在国内的那点文学局面,推翻了我对创作的所有自我设计,将我置于一个新的竞争环境。这个生存环境中,我像普韦格那样去挣一份餐馆工的工钱,像乔伊斯那样,去谋一个小职员的职位,也险些像那勃可夫流亡初期那样零星授课。这是一个大致公正的竞争环境,优劣、高下、贵贱一时不论,但这里没有矫情的“体验生活”,这里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生活。这里你有最充足的生活自由,包括致富的自由和受穷的自由,以及为奖学金殊死拼抢的自由。

  那时我一小时的英文阅读极限是七页,而我的同学是三十页到五十页。但我有减免睡眠的自由,有强记硬写的自由,也有暂时时戒掉娱乐、party、野餐的自由。我更有呕心沥血、绞尽脑汁,拿出稍新一些的读书阐述或规定作业的自由。当然,我也有完全的自由去做一个上海三十年代亭子间里的小作家,在功课和打工的夹缝里写写小块文章,去拼凑报刊版面,去挣房钱、粮钱。最有价值的自由,应该是小说选材的自由,它使我重新思考政治、理想、道德,几乎没有什么话题是不可触及的。还有一种自由是去把课堂上的英文小说翻成中文,发表和出版后变成一笔笔财务进账,它也容我把中文小说写成英文去交作业,去争奖学金,这自由还让我常感动于某个中文词汇:它多么微妙,多么形象,也让我常为一些英文词汇出神:它们多有动感,多么准确。假如用中文形容一个少女的眼睛,我肯定会淘汰水汪汪这样的词,但英文的“水汪汪的眼睛”可以是“juicy eyes”,写成中文就不再陈旧,成了多汁的眼睛。

  对于一个作家多一些生活经历,多一种语言营养总是好的,做一个寄居别国的人,即使一无所有,这两样永远是有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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